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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基建:新周期的基建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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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基建:新周期的基建逻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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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,国际需求快速下降,全球化的进程也被迫暂停,中国将再度面临国际需求快速衰退、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变局。

在此背景之下,中国如何实现稳定增长与再次发展?答案很简单:基建,还是基建。

 

基建是中国经济的“定海神针”

 

为何还是基建?这就要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说起。当下,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外贸、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。

在疫情全球化后,国际需求快速下降,并且可能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,短期内外贸产业将面临快速下滑。同时,由于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以及收入预期下降,国内社会消费短期内也同样增长乏力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失其二,唯有基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堪当大任。

同时,受经济结构调整、去杠杆、清查隐性政府债务等一系列影响,过去两年的基建投资处于低位。2018、2019年的基建投资增速仅为3.8%、3.4%,显著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GDP增速,这使如今的基建投资有充足的发力空间。只要把基建投资增速恢复到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的水平,就能够弥补外贸下滑带来的短期冲击,实现稳增长的发展目标。

此外,基建对吸纳基层就业也同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,基建增加的就业岗位将有效对冲外贸受损出现的劳动力过剩。因此,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是当前稳定经济发展的最现实、最可行的措施,基建依然是我国经济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 

新基建是基建版“供给侧改革”

 

自21世纪以来,用基建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政策工具。但是,每轮基建的工作重点与构建的发展逻辑有本质的不同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,引起了国际需求快速下滑,此后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中国的外贸产业岌岌可危。为了对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,中国在2009年出台了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,启动基建、拉动消费来替代外贸快速下滑造成的经济缺口。

在当时,国内消费能力有点薄弱,加上金融危机有爆发速度快、需求下滑剧烈等一系列影响,使得这一轮周期出现了速度快、力度大的特点。

对应当时的需求与现实,中国提出了基建、房地产、家电的产业逻辑。通过基建来带动房地产的发展,进而使居民装修房屋、购置家电来促进社会消费。在这一逻辑下,中国的钢铁水泥、建筑建材、家电制造等行业显著受益。由此释放的大量需求不仅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,还促使经济生产水平再上新台阶,推动制造业趋于成熟。

在经历了爆发性增长后,快速周期带来的一些后遗症逐渐显现。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上涨,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出现大量产能过剩,地方债务高企,通胀压力逐渐增大。自2013年后,“4万亿”时代的基建逻辑已经终结。此后,中国迎来了宏观调控与全面深化改革,一轮新的基建正在蓄力。

到了2014年,中国开始再次启动基建,但这一次的目标与逻辑已经完全改变。经过连续数年的高强度建设,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已初具框架,但乡镇、农村地区的历史欠账依然很多;基础设施产业已形成规模,但公共服务尚在起步。

因此,这一轮基建强调的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,弥补城乡发展水平,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。对应的基建逻辑转变为基建、城镇化、产业升级。通过基建推动中西部地区、农村乡镇地区的城镇化水平,促进社会的平稳发展,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,并通过环保、高铁产业来淘汰落后产能,带动产业升级。

在不同的基建逻辑下,这一轮基建呈现出与2009年完全不同的面貌。传统产业经历了明显的更新换代,制造业逐渐开始升级,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初具规模。中西部发展水平、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有了质的飞跃。

受益于长期、持续的基建投资,中国在2019年年末取得了城镇化率突破60%、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成就。但过去的基建逻辑已经持续了5年,又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候。于是在2020年,“新基建”的概念横空出世。

什么是新基建?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,主要包含5G基建、特高压、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,也是指以新基建为引领的、新周期的基建逻辑。

如今中国最重要的目标,是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,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,是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,提高居民收入水平,提振国内消费,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,培育多种类型的经济动能。

因此,如今的基建逻辑再次转变。

第一,以新基建来推进科技发展,带动国内工业再次升级,从“中国制造”转变为“中国智造”。在新基建产生的大量需求后,不仅许多科技、装备制造行业得到了机会,整个上下游产业也将蓬勃发展,最终推动整个产业链的调整,以及技术的创新、制造的升级。构建高科技、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,是中国如今最重要的发展目标。

第二,以新基建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,让传统基建成为有效投资。如今中国的经济已迈上了新台阶,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发展。传统基建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,如何让这部分投资成为有效投资,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。因此,以新基建为抓手,围绕新基建来配套传统基建,就成了提高基建投资效率的最佳措施。

第三,以新基建来推动城市结构的变化。虽然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了60%,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80%以上,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很大的空间。但是,在新时代的城镇化中,中国强调的不再是速度,而是城镇化的效率与质量。

随着技术的进步,通过新基建,中国可以发展新型都市圈、城市群,进行高质量的城镇化。这些高质量的城镇化,既能使产业分工的效率更高,推动产业集群协同发展,也能促进产城融合”,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,激发新型需求,促进新消费的发展。

我们不难发现,新基建代表的不仅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基础设施,而是一条完整的基建发展逻辑。新基建,将是驱动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,也是未来基建行业最重要的主题。

 

新基建推动城市结构变化

 

以科技端为基础的新基建七大领域,实际占基建总投资的比例仅为10%~15%。真正的基建投资重头戏,还是以新基建为核心驱动的传统基建资源配置、城市结构变化。

中国的传统城市结构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进行发展的。长期以来,首都、直辖市、省会凭借着自己所拥有的行政功能、经济功能,成为了地区发展中无可置疑的中心。而伴随着资源要素的集中,人口、产业都向这些城市聚集。

这样的发展模式,虽然利于各产业间的相互交流、相互促进,但“大城市病”日渐严重,住房拥挤、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相互叠加,让城市的宜居程度急速下降,也促使生活、产业成本快速上升。

得益于技术进步,新基建让中国改变城市结构有了新的可能。信息化发展的进步让沟通变得日益通畅,远程办公逐渐成为现实。交通技术的发展直接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,在城际高铁与城际轨道交通的助力下,将产业与居住功能外移,形成区域性的城市群、都市圈成了新的发展方向。

因此,在信息传输、城际高铁与轨道交通等新基建的推进下,过去的中心城市转而成为了城市群、都市圈中的发展核心,通过围绕现有城市对整个区域进行高质量城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。

在这一轮的城镇化中,将会呈现出以下特征。

第一,小城镇成为发展重点。在中心城市向都市圈发育的过程中,城市周边的、位于交通枢纽节点的小城镇自然成为了发展重点。在时空距离的大幅改善下,产业、资本、人口迅速向小城镇集中。在这一过程中,小城镇开始了高速发展。

由于生产力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现代产业与人口所需求的环境已与过去有诸多不同,因此小城镇在迎来机会的同时,将积极推进高质量、多层次的基础设施建设,为产业提供一系列配套服务。

第二,以产业来配置资源。在城镇化“以点到面”发展过程中,如何配置资源会对发展的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。正是基于发展产业的目标,中国提出了发展新基建,通过高质量、高科技含量的需求,来促使新一轮城镇化是由产业来配置资源。

在新基建促进的产业发展过程中,由于都市圈、城市群内部的交流优势,还可以让产业在区域内部得到培育壮大,形成产业集群。在不同产业共同成长、相互促进的过程中,也将使产业融合发展,不仅区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,还使产业与区域发展形成了正向互动,真正做到了将基建投资与促进产业发展相衔接。

第三,有效需求被大幅释放。如今经济发展有两大重点,一是基建投资,二是拉动消费。而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,城镇化进程将释放大量有效需求,不仅产业得到发展,对于消费同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。

而在新基建时代,高质量发展释放的将是“新消费”。传统基建拉动的是家电、建筑建材等刚性消费。而在科技进步的时代,高质量的新基建将极大促进科技类、服务类、信息类的“新消费”。

由此我们不难发现,由新基建所驱动的城市结构变化,将促进大量传统基建的配套投资、产业的蓬勃发展,以及“新消费”的大量释放。

受益于区域化的高质量发展,不仅中国经济即将焕发活力,在产业与城市的融合过程中,中国的居住质量、居住环境也将被大幅改善。未来的人口,将伴随产业共同散布在城市群中,而不再居住在拥挤的城市,自然也不会再有“大城市病”。

 

基建只能靠政府?
新基建将有新机会

 

一提到基建,似乎就自动与政府投资挂上了钩。这在传统基建时代是正确的,但在新基建时代,这一逻辑同样被改变。如今中国基建市场已经产生了转向,未来政府依然将是基建领域的主导者,但基建市场将逐渐开放,形成一个多方参与、共同建设的现代市场。

实际上,自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后,基建领域也同样开启了一轮市场化进程。

首先,改变了政府的职能定位,让政府转变为监督管理者。此后,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标准的直接提供方,逐渐将环卫、供排水、供暖等公共服务交予企业负责,由此开启了基建运营市场的大门。

随后,推出了特许经营、PPP等模式,向社会资本开放了基建市场的大门。同时,也开始允许基础设施资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、票据,为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打好了基础。

2019年年末,国务院再次推进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,允许金融机构以权益类工具的方式直接参与基建项目的股权投资,进一步放宽了基建的投资渠道。

于是,在新基建登场的2020年,中国基建市场已与过去大不相同。新基建的出现将再次推动基建领域的市场化改革,让政府的归政府,市场的归市场。

在政府投资基建的时代,基建投资是纯公益性的,并不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。而随着基建制度改革的推进,如何建立基建投资的市场,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,既有长期积累的基建行政化后遗症,但占主因的还是由于基建产生的效益是发散性、长期性、社会性的,很难用短期的投资指标予以计算。

因此,如何界定基建投资的效率,以及政府采用何种方式来扶持新基建,是未来的焦点,也是潜在的机会。

如何界定基建投资的效率?在经历了多年的尝试后,如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答案,即按效付费。在试水市场化的阶段,政府对于社会资本投资基建项目存在许多监管,但持续监管的效率并不佳,还将持续推高项目的各项成本。

因此,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,政府转向了按效付费。项目的建设、运营、管理权全部交由企业,而政府只需抓住财权,依照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、质量进行付费。这一模式在供排水、垃圾焚烧发电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,切实提高了基建投资的效率,也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,促使环保产业蓬勃发展。

那么在新基建领域,政府又将如何支持?我们同样可以从过去的思路中得到一些经验。在过去的十年中,中国对于环保、新能源产业均有大量的补贴,但高额的政府补贴并未促使产业健康发展,而是让市场逐渐扭曲,从追逐商品销售转变为追求政府补贴。在这本末倒置的情况下,产业发展情况自然不甚理想,高额补贴也加重了财政负担。

如今对于需要更高程度市场化的新基建领域,许多地方政府开启了“以投代补”的模式。通过成立政府产业基金,为需要扶持的产业提供资金,用市场化投资模式来替代直接补助,帮助企业与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因此,在新基建时代,政府将进一步减少对基建行业的干涉,让整个行业去行政化、日渐市场化,随之释放的能量将使一批企业得到更多的机会,从而带动基建衍生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。

可见,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些以科技为基础的行业,更是时代的机会。我们即将在以基新建为首的基建逻辑下,迈入新一轮发展周期的大门。

END

作者|杨晓怿

来源|项目管理评论